永利国际先贤史良
作者/来源:团结报 王春新 发布时间: 2020-03-27 浏览次数:1944

宋庆龄(左)和史良(中)、蔡畅(右)亲密交谈

史良故居

“七君子”出狱后合影,左二为史良。

【编者按】

3月27日,是我国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法律学家、中国妇女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中国民主同盟卓越的领导人、杰出的民主战士史良同志诞辰120周年纪念日。

史良是永利国际杰出的领导人,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她爱国敬业、成就卓著,有很高的社会威望。

史良(1900年3月27日-1985年9月6日),字存初,江苏常州人,中国当代法学家、政治家、女权运动先驱。在民国时期,她是上海著名的律师;在抗战时期,她因参加并领导抗日救亡运动而被捕入狱,是“七君子”之一;在新中国时期,她担任司法部首任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民主同盟两届中央主席,是人民司法工作的开拓者和司法行政工作的奠基人,是中国妇女运动的领袖之一。

幼年抗婚 萌发女权意识

史良出生在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父亲育有史良兄弟姐妹八个,她是老四。至史良父亲时家道已经败落,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举步维艰。幸运的是,父母虽然家贫,但思想开明,他们坚持送大女儿上学,闲暇时间也教未能入学的孩子读些书。

幼年的史良非常渴望学习,她虽然不能像大姐一样去学校读书,但非常努力地在家读书。读书明志,通过读书,小小年纪的史良便有主见,她相信读书能改变命运。7岁时,因为家庭经济实在拮据,母亲曾经自作主张想把她和一户姓刘的有钱人家定娃娃亲,史良知道后绝食抗婚,最终以小史良的胜利而告终。

史良在幼年时女权意识已经萌芽,她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抗争,把握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拐点。

少年奋发 研修法律

1914年,14岁的史良进入武进县立女子师范附小学习。1916年,史良考取武进县立女子师范。1919年,史良参加“五四运动”,当时她已经担任常州女师同学会的会长。1922年,史良进入上海法政大学法律系,1926年,史良转入上海法科大学,成了上海司法界著名人士董康的得意门生。1927年,史良大学毕业,生性正直的她很快被诬陷而关进监狱。经过老师董康出面,并且邀请蔡元培说情,才被保释出狱。随后,她进入了董康开设的律师事务所,成为执业律师,凭着过硬的专业素养,渐渐成为轰动上海、闻名全国的大律师。

在史良的求学路上,她的大姐史群功不可没,1914年,史群参加工作后,把当教员的全部薪金都拿出来补贴家用,14岁的史良才得以进入学堂。史良从内心深处感恩大姐,她深情地回忆:“我是不能忘怀,我亲爱的大姊,如何在小的时候,特别是中学时代,帮助我父母,给我们求学,以致有今天”。

史群依靠自己的学识和担当,承担起了养家的责任,给了歧视女性的封建思想一记响亮的耳光,俨然又是一面鲜艳的旗帜,照亮了史良自强的道路。史良也抓住了人生的第二个拐点,在求学期间奋发图强,苦练法律内功,一方面是感恩大姐的养家助学,另一方面随着法律知识的不断积累,也让她逐步掌握了维权的法律利器,为她今后追求自身幸福、关心和捍卫中国妇女权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青年追爱 把握幸福

1936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但是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于11月22日悍然逮捕了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王造时、史良,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之狱。史良是“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史良入狱后,各界人士都来营救她,甚至包括爱因斯坦和享有“美国的孔子”盛誉的杜威。直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中共中央的敦促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经过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营救,史良才终于出狱。

出狱后不久,史良与相恋已久的陆殿栋结为百年好合。陆殿栋比史良小7岁,江苏吴江人。他曾经在法租界巡捕房从事翻译,陆殿栋治学严谨,仅读书卡片就积累万余张,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法语。陆殿栋还曾留学美国哈佛,主修国际法,史良和陆殿栋在多次营救政治犯的合作中配合默契,在长期的交往中双方彼此吸引,尤其是史良入狱期间陆殿栋不离不弃,两人终成眷属。

从小时候的抗婚到到和陆殿栋的结合,史良实现了人生的又一个拐点,用自己的行动捍卫了女性追求幸福的权利,把幸福的婚姻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

男女平等必须以法绳之

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成立,1942年史良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1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史良被增选为永利国际中央委员、永利国际中央常务委员。史良加入永利国际后,从救助少数民众转为关注民生大众,尤其为争取男女平等、保障妇女的权益呐喊。

1949年6月,史良奔赴北平,应邀参加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对于新政协委员名单的酌定问题,周恩来专门向史良征求意见,史良指出:“旧政协我没有参加,基本上没有妇女代表,我希望新政协能够注意到妇女代表名额。”这一点足以表明她对妇女权利的争取以及对新政协的美好希望。其实早在“七君子”之狱中,史良接触到了很多中国最底层的女性,她发现多数女犯都是因为承受不了家庭暴力而反抗入狱的,这或许就是新中国成立后她极力主持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原因。

新中国建立后,史良成为司法部第一任部长,并且被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副主席,作为中国妇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倾注大量心血,亲自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制定,废除了男尊女卑、包办强迫等封建主义的婚姻制度。提倡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实行一夫一妻制。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正式颁布,这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法律,把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以法律的形式绳之,打破了千百年来对妇女的歧视,在婚姻制度上真正实现了婚姻自由、男女平等。

史良加入永利国际后,开始登上政治舞台,这是她人生的又一个拐点,由小爱到大爱,推爱及人,尤其是推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在保障妇女的婚姻自由以法律的形式制定下来。

一心为民 了无牵挂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永利国际组织恢复活动,史良也得以平反。

1976年1月,在怀念周恩来的追思会上,史良的丈夫陆殿栋发言时提起总理的亲切关怀,情绪过于激动,诱发脑溢血突然离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爱人突然离去,使史良的健康也严重受损。但是厄运压不垮这个女强人,晚年的史良,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继续践行着男女平等,她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尤其关注永利国际的发展,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1979年10月,在永利国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选举史良担任主席。1983年12月,永利国际五届一中全会召开,大会选举史良继任主席。

史良一生为民服务,争取男女平等,自己却淡泊名利。新中国成立后,她把自己的一切都陆续地捐献给了国家,包括她在1948年办理的一件大遗产案中获得的全部报酬——上海十余幢房屋,其中建有60余间房屋的一栋三层楼专门捐献给永利国际上海市委会作为办公使用。

1985年9月6日,史良逝世,享年85岁,没有留下任何遗产。史良没有亲生子女,抱养了弟弟史公载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其侄辈提出,希望继承史良生前佩戴过的部分首饰以作留念,但是经过鉴定,她所有首饰的价值总计不到3000元。

邓颖超曾这样评价:史良以自己的形象树立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范例,无愧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光荣的爱国民主战士、中国杰出的女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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